在我國刑法體系中，盜竊罪與詐騙罪同屬于侵犯財產類的犯罪，在行為模式上卻存在明顯的差異。然而，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以竊取與騙取交織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案件，如何準確判斷行為人所涉罪名十分關鍵。

案例引入：刑事審判參考【第1174號】

被告人丁曉君，男1983年6月10日出生。2008年11月因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2010年3月刑滿釋放。2015年1月5日因本案被逮捕。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丁曉君犯詐騙罪向長寧區人民法院提出公訴。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14年9月至11月間，被告人丁曉君在上海市長寧區、靜安區、普陀區、徐匯區等地，多次冒充幫助民警辦案的工作人員，專門搭識未成年人，以發生案件需要辨認犯罪嫌疑人、需向被害人借手機拍照等為由，借得被害人侯某、李某、王某、秦某、王某某、談某、徐某的手機等財物，在讓被害人原地等侯時逃離。之后，丁曉君將贓物銷售，所得贓款揮霍殆盡。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丁曉君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多次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一審宣判后，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以原判定性錯誤、量刑畸重為由提出抗訴。理由是，被告人以虛構事實的方式取得被害人信任，被害人自愿交出手機等財物并在原地等候，被告人系在被害人同意下公然離開現場，沒有實施趁人不備、秘密逃離的盜竊行為，故本案應認定詐騙罪；原判因定性錯誤導致量刑失當。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支持抗訴，認為在被害人同意被告人離開時，財物已經交付，且脫離被害人的控制，被害人已經實施了處分行為，被告人的行為應構成詐騙罪；原判定性錯誤但量刑并無不當，建議二審法院變更罪名、維持量刑。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被告人丁曉君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多次騙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詐騙罪。一審判決對丁曉君的行為定性有誤，應予糾正。雖二審定性發生變化，但并不導致量刑畸重，一審判決量刑仍在法定幅度之內。

本案主要爭議焦點在于被告人以借用為名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構成盜竊罪還是詐騙罪?

一、如何正確區分盜竊罪與詐騙罪糾紛

本案主要爭議焦點在于被告人以借用為名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構成盜竊罪還是詐騙罪?

關于詐騙罪與盜竊罪的區分，關鍵點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物。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多數觀點認為，“二者的區別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認識錯誤而處分財產。如果不存在被害人處分財產的事實，則不可能成立詐騙罪”，對比兩罪的行為模式，盜竊罪缺少詐騙罪的第三步“基于認識錯誤二處分財物”，這一步是主客觀相一致的概念，包括兩個要件：第一是客觀上存在處分行為，第二是主觀上具有處分意識。

處分行為，是指處分占有，也就是說被害人將自己占有的財物處分給對方占有。詐騙罪與盜竊罪均是轉移占有型的財產犯罪，二者區別在于：誰實施了轉移占有。詐騙罪是由被害人實施轉移占有，也即將自己的財物轉移給犯罪人占有。盜竊罪，由犯罪人轉移占有，也即將被害人的財物轉移為自己占有。主觀處分意識 ，所謂處分意識，是指被害人意識到，自己將自己占有的財物轉移給犯罪人占有，也即處分占有的意識。

二、那么上述案件中，被害人的財物究竟是誰轉移了占有？試舉兩例：

例1，甲與朋友乙在吃飯時，欲非法占有乙的手機，謊稱：“我的手機壞了，能否借你手機用三天？”乙相信，將手機給了甲。后甲玩消失。甲欺騙乙，乙出借三天，表明乙對手機放棄占有，處分占有。甲構成詐騙罪。

例2，甲與朋友乙在吃飯時，欲非法占有乙的手機，謊稱：“我的手機沒電了，能否借你手機打個電話？”乙相信。甲假裝打電話，趁乙不注意拿著手機逃離。在此，雖然乙受騙產生了認識錯誤，但是乙并沒有基于認識錯誤而處分占有。犯罪人甲實施了轉移占有，因此甲構成盜竊罪。

總結：判斷被害人的出借行為的性質，關鍵看是否處分了占有。如果處分了占有，則屬于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

從被害人是否因認識錯誤而處分財物來看，詐騙罪是以欺詐手段使被害人受騙后而“自愿”處分財物，即詐騙罪是將財物交由行為人占有、支配的犯罪，盜竊罪是違反被害人意志竊取財物的犯罪。處分行為是財物支配關系的變化，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交付動作。在借用財物的情形下，被害人將財物交給行為人時，如果被害人仍在現場監督行為人對財物的使用情況，則財物的占有、支配關系在法律上并未轉移，亦即被害人并未對財物作出處分。但是，如果行為人在借得財物后，將財物帶離現場，被害人不加阻止的，則應當認為財物的占有、支配關系已發生變化，被害人實際已因受騙而對財物作出錯誤處分。

就本案而言，被害人將手機交給被告人丁曉君，只是財物的交付行為，丁曉君將手機等財物帶離現場，被害人未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持對財物的支配，此時才完成了財物的處分行為。本案系因被害人錯誤認識而導致財物的損失，符合詐騙罪的本質特征。

就本案而言，被害人將手機等財物交給被告人丁曉君之后，被害人仍然在場占有著財物，被害人可以隨時要求被告人歸還財物，恢復對財物的物理支配，這僅僅是占有弛緩的情形。在丁曉君虛構去拍照、開警車等理由攜帶被害人財物離開現場時，被害人并未要求恢復對財物的物理支配或者保持占有弛緩的狀態，而是默認同意被告人離開現場，致使被告人得以實現對財物的完全支配，這時應當認定被告人取得了法律上的占有。而被害人之所以同意被告人攜其財物離開，是因為被告人虛構事實致使其產生錯誤認識進而對財物占有作出了錯誤處分。換言之，本案損失系因被害人受騙產生錯誤認識而“自愿”處分財物所致，故丁曉君的行為應構成詐騙罪。

筆者將在后續文章中對該案進行進一步分析。